席酉民:中國管理學真正的突破首先是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強大

2019年11月2日11:32:09 評論 548

“管理學要有理論,但是管理實踐永遠在突破現有的理論?!?/p>

“在中國,管理學真正的突破首先是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強大。沒有他們的強大,中國管理學一定不會強大?!?/p>

“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阻擾我們對中國管理實踐更深刻的理論探索的話,那就是我們現在都太浮躁了”

席酉民教授結合和諧管理理論和中國管理學現狀,犀利而又精辟地探討管理學在中國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和實現路徑,全球博士聯合會(GDA)特分享本文,以饗讀者。

過去30年,中國的管理實踐積累了豐富多彩的經驗,出現了一些初具國際影響力的公司。所有人都意識到,管理教育和研究與管理實踐有緊密的相關性,與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也有極大的關系。

當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時,必然伴隨著世界開始關注中國的管理有哪些獨特性?中國管理有哪些東西值得總結、讓世人分享?管理學在中國是否有突破的可能?

現在是百花齊放的時候,特別是許多顛覆性技術的出現,可能引致范式革命,使一些傳統的、甚至是主流的東西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一些新興的東西正在中國生長。

管理是個體、組織和環境互動協調而成的整體演化過程。但人類認知有限,無法清晰理解真正的復雜的管理過程。我認為管理學理論到現在對于一些基本的問題還沒有回答清楚。

比如說管理理論到底是什么?它是像自然科學那樣純粹的科學嗎?管理理論是歸納的科學,在不斷總結成功實踐的規律,但有脫離情景的普適管理規律嗎?如果有,對于運營層次的實踐活動,這當然會有助于效率提升。

然而,在戰略層次,如果簡單用大家都知道的規律,何從追求出其不意的競爭優勢?從情景、管理的博弈性、管理追求人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等角度看,管理學離普適性還很遠,除非是把“人”的因素去掉,去探索很純粹的管理科學,比如說運籌學、系統工程等。但是這些學問完全可以歸結至工程技術科學。只要有“人”的因素進去,就會變得極其復雜。

如果從科學的范式角度來講,目前的管理還真的很難叫科學,所以我更喜歡用“管理學”,它是一門學問。作為一門學問,它可以有多種不同的體現方式。

現在回過頭來看德魯克,他的研究有多少是按照管理科學的范式得出來的?其實就是思考、觀察和經驗總結。也許按照目前一些大學數數式的評定標準,德魯克很難評上教授。

再看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你看他老年在做什么?就是不斷地思考,去探知他尚不解的現象,如近年他邀請不同領域學者一道去解讀模糊性(Ambiguity)是什么?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又是什么?中國人和不同民族處理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時有哪些獨特的智慧?到底應怎樣解讀和應對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些更多是從哲學、認識論上的思考,并逐步深入到方法論和管理層面。

管理學要有理論,但是管理實踐永遠在突破現有的理論。試想,把基于實踐總結的管理學理論與人分享,它已經不是新的東西了。在操作層面,自然可利用他人的經驗和規律,但好的企業策路制定者實際上需要跳出這個框架,一定不能簡單用所謂的規律。只有突破了,跟別人不一樣了,才有可能得到競爭優勢,這就是管理實踐和管理學問的悖論。但是這個問題在理論界很少有人好好研究。

實際上,如果從科學范式來講,管理理論(除那些剝離了人的工具性理論方法)是一種弱規則,能給人一種啟示就不容易了。假如說管理理論的價值就是提供參考、給人啟示,那么能夠提供參考和啟示的東西形式多樣。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馬云成功了,柳傳志成功了,任正非成功了,管理學家們的事后總結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復原嗎?其實這是很難驗證的,即便是當事人的講述也可能是當時情景、事件、邏輯等的記憶和感悟基礎上的事后復原甚或美化,很多時候我們羨慕的或學習的是“事后諸葛亮”。

另外,如果這些人在現實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他們的做法經過理論家的加工就可能變成理論,即便是他們當時的一些做法與很多理論是背離的。因此,管理甚至一些理論在很多時候就是話語權,有話語權而且能堅守下去,可能就成功了,一旦成為了成功的典范,就有可能轉化為偉大的理論,所以,如果承認管理理論的弱規則性,則其表現形式一定是多樣的,經過一定范式的歸納總結甚至驗證,成為一套能自圓其說的話語體系,就具有管理理論的啟示價值。

基于此,我認為管理學理論與實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個人提倡做“有實踐的理論,有理論的實踐"。

在中國,管理學真正的突破首先是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強大。他們強大了,他們的言論或實踐總結就可能變成強大的理論,他們的經驗就可能為偉大的理論背書。沒有他們的強大,中國管理學一定不會強大。

其次,要靠理論總結。理論怎么總結?沒有高度的理論洞見,流行的實證研究不可能在本質上產生有突破性的理論。所以,中國現在需要從管理實踐中總結出西方理論不能解釋的、或者是西方理論解釋的跟中國管理實踐很不一樣的東西,這時候可能會產生真正的中國的管理理論的突破,但這一定要求研究者有機會深入到中國的管理實踐當中去。

然而,在各種學術GDP的競賽環境下,現在我們很多人不屑做這樣的深入研究,因為無法快速出成果,也難出成果,而且還很艱苦,因為一個企業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才有研究成果出來。

另外,要出這樣的成果,還需要有較高的學識、社會經驗和理論造詣。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中國管理學界的機會。華為、中興、海爾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國公司,中國有這么獨特的實踐,能不能在里面挖掘出寶藏,就看我們有沒有本事。

另外,中國管理理論可能突破的地方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整體論思維。我們如果能從中發現一些新的啟示,這些新的啟示就有可能產生新的理論。相對于直接借用中國古代的思想,我更喜歡的是重建型的研究,在古代思想對你的啟示的基礎上,再針對當下的情景、知識基礎和管理實踐進行重新的構建,這種研究是有可能發展出原創性的理論的。

古代的方法,到今天不一定能夠直接套用,但是思維方式的整體論,可能會給我們揭示一個更客觀、更正確的東西,對一件事情的判斷也許會更準確。

中國人雖一直強調整體論,我也認為整體論是未來中國在世界上有可能做出重大貢獻的領域,但我們需要在方法論有所突破。

牛津大學的生物學家D.諾貝爾( Denis Noble)非常欣賞中國整體論及其哲學思想。他曾經寫過一本書《 The Music of Life》《生命樂章》,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就躺在沙發上,聽著音樂淚流滿面。因為他意識到,當生命可以變成基因編碼的時候,任何的疾病最后可以到基因編碼找到原因,但是人們沒有辦法回過來治療這個病癥。

科學的邏輯是找因果關系,但在找因果關系的解析過程中,可能會漏掉很多信息,沒有辦法還原,這就是我們面對復雜問題的無奈。

諾貝爾認為中國整體論思維和方法論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把中間遺失的因素考慮到,但在如何具體分析這些要素上沒有突破。以中國的中醫為例,中醫看病,望聞問切,大夫每天都會根據病人狀態的不同來調整藥方,但中間的動態機制是什么則很少深入研究。日本科學家現在把中藥中的藥素分成100多種,可以測量這些要素的作用效果,這就有可能成為解釋動態機制的橋梁。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中國的管理學未來有沒有超越的可能?我認為有可能。中國人面對復雜世界的時候,有更多的靈活性或者變通性、更勤奮,甚至說更不守“規則”,不守“規則”恰恰有可能創造意想不到的價值。另外是中國人對模糊性的忍耐力,以及中國人骨子里面的那種整體性的感覺,這些給突破提供了可能。

但需要重視的是如何在整體論和分析技術間架起方法論的橋梁。以我們團隊研究發展的和諧管理理論為例,它就是一個基于中國管理智慧、在整體論和系統論的基礎上誕生的理論,但它沒有停止在整體思想和機理層面,而是以“和諧主題”、“和則”、“諧則”、“和諧耦合”、“和諧領導”等概念,從方法論層面上架起了理論與實踐及其具體管理技術和工具間的橋梁。

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阻擾我們對中國管理實踐更深刻的理論探索的話,那就是我們現在都太浮躁了,學術環境也太浮躁了,很少有人愿意靜下心來專注地、好好地做下去。真正深入的管理研究,需要有一些有造詣的人走進管理實踐,肯坐下來深入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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